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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老看到些地域攻击的帖子，想起了自己三年前的一篇旧文）
关于曹操墓真假的问题，已被媒体成功的炒作成一场闹剧了，无论事件本身真假，最起码记者已通过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惯用伎俩成功的骗得了点击率。
但结果无非三种：真、假OR永久的争论直至人们没了争论的兴致。因而在我看来，旁观者静静等待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明智的选择。抛开事件本身，我倒想引出另一个话题。
随便看了下有关曹操墓新闻后的评论，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据此进行地域性攻击，攻击河南人的网评很多，于是也在天涯论坛等主流论坛上看了下，发现很多帖子都借此次发生在河南安阳的考古事件，再次痛批河南人，言论之恶毒，令人发指。
近年来，有关河南人遭歧视的风气，颇有些愈演愈烈之势，类似于深圳派出所“严厉打击河南小偷集团”的此类公开地域歧视性事件也是层出不穷，而网上更是骂声不绝，直逼国仇家恨。面对这些言论，河南人当然很气愤，我甚至于听到有些河南人一时激愤，骂道：“鸡巴，操起，咱独立出去去毬！”
作为一个河南人，我无意于如同《河南人惹谁了》的作者马说那般做诸多辩驳，只想抛开些狭隘的地域观点，说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不可否认，河南人的很多外在形象的确不甚光彩，一个亿的人口，较贫乏的资源环境，使得出去的务工人员很多会从事些不正当职业，小偷、骗子这些许多外地人强加给河南人的“头衔”也不能算是空穴来风，这一点，连河南人自己也不否定，我从小就常听一句本地方言：山东响马，四川贼，河南光出溜光锤（溜光锤，是指游手好闲，只凭花言巧语骗吃骗喝的人）。
溜光锤这种人自然是让人瞧不起的，无论哪个社会，都会遭人鄙视，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必须同时面对一个本质问题，那就是河南人，以及众多像河南人一样被人翻白眼的人（比如，一部分城里人眼中的民工，一部分上海人眼中的苏北人，一部分港台人眼中的大陆人，大部分欧洲人瞧不起吉普赛人，一些白种人眼中的华人。。。。。）他们被人瞧不起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无非就在一个字上：穷。一个“穷”字使得这里面的许多人做起了一些非法勾当，而这些勾当的低劣程度令人不齿，因而会遭到那些掌握着社会舆论导向的上层人士的唾弃鄙视。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序》中写道：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意思是说：偷钩的要处死，篡夺政权的人反倒成为诸侯。偷钩子的人无疑是小人，连钩子都偷，让人鄙视是自然而然的事，这种人往往没什么能量，所以只敢盗取他人的钩子，一旦被发现，肯定是被人打个半死且唾弃指责。但窃国者就不同了，虽有时会让人痛恨，可此等人一旦成功，那就定会获得世人的敬畏，继而成王成侯，彪炳一时。
借此分析，河南人所输出的骗子、小偷、造假商更像是窃钩者；而改革开放以来那些先富起来的一大部分人，大可称之为“窃国者”（在此我决非攻击政府，这个引号只为说明这只是一个比喻，别无他意）。其高下之分，一目了然。
当然，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统筹全局，高瞻远瞩，政策倾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正确性不容置疑。但问题在于先富起来的人，富裕的手段是有道理，而未富起来的人，他们寻求富裕途径的过程中，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不光彩手段莫非就必须遭人百般唾弃继而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将一个群体都划为另类族群吗？
举个例子，河南巩义市有个回郭镇，早在清朝康乾盛世时民族工业已经开始盟动，民族工商业基础相当雄厚，抗战时期，相当一部分“中正枪”都产自这里。毛泽东主席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曾为回郭镇题词《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是在这个资本气息相当浓厚的乡镇，改革开放初期，也积极开展起了自己的乡镇工业，主要以制造电线电缆为主。但问题在于，没有政策，没有政策就意味着没有政府的支持，甚至因为一些历史因素，还受到了一些政策上的打压，因而，在南方改革试点飞速发展时，回郭镇的发展与之相比是无比缓慢的，税收、征地、原材料。。。。。。。这些制约因素使之与那些改革试点相比，悬殊之大，如同云壤。那时的深圳，蛇口开发区的主任已经可以直接去中央要政策，只需对党中央国务院负责；那时的昆山市委市政府，已然为了招商引资，在虹桥机场为一个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昆山国家级重点工业园区”树立了一大幅广告标语；而那时的温州、义乌。。。。。。大批的假货生产商已经堂而皇之的通过骗取获得了人生的第一笔金，以在俄罗斯、中亚等国家败坏了中国商品信誉的代价开始了自己的实业之路；当然，还有更多隐蔽的不为人知的类似于黄光裕、赖昌星之类。。。。。。。。有了政策，有了资本，有了市场环境，在这些条件下，同样是一同起步的地区，那些改革试点，涌现出了无数经济奇迹，成了春风吹到的地方，而类似于回郭镇这样的也响应改革号召的地区，却成了人们眼中的以生产假电线、假电缆为主的假货产品的骗子窝点，令人唾弃，遭人不齿。
不禁想起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句国难当头的常用语，国之将亡，匹夫不但难辞其咎，且往往首当其冲，而天下大兴之时，匹夫又在何处？匹夫于治世，仍是那令人不屑的市井之徒。
其实，皮包公司、假货制造商固然令人可憎可恨，但其可憎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手段太过低劣！他们盗取普通民众的财富所用的手段是没有任何隐蔽性可言的，但如果我们愿意直面我们的社会，我们就必需得承认，这些人不足以动摇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道德根基，而真正的“窃国者”却大都衣着光鲜的站在高处，他们的行为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而他们也正在用着所谓符合市场规律的隐蔽手段，盗取着大部分普通人一生所积累的财富（房地产如是）。
因而，我认为，“窃国者”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所得也无可厚非，“窃钩者”应当为人所唾弃，但其过也并非十恶不赦。
在这里，我也不过发些牢骚，毕竟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舆论的导向总是变化很快，地域的歧视也是随着经济基础的转变而不断变动，偏见倒也允许，不过太过偏颇也难免伤了感情。用这段时间一直在背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查尔斯 狄更斯《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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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12 07:35:11